制度先行,提高执行力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读后感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学者（2009年10月12日，“以表彰她对经济治理的分析，尤其是对普通人经济治理活动的研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思想在1990年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得到了精彩的系统表述。这本书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被视为制度研究领域里的重要著作。

《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虽然是本上个世纪90年代的“老书”了，读来却让人耳目一新。传统上，我们习惯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或在市场失灵时运用凯恩斯主义提出的“看得见的手”进行宏观调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两大学派“相爱相杀”成为主流。埃莉诺却另辟蹊径，提出了对于宏观经济乃至范围更为广阔的“公共事务”的另一种治理之道。

历史已然证明，市场不是万能的，经济危机以及相伴而生的动荡甚至战争曾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了无法估计的伤痛。这也是凯恩斯主义得到认可的原因——看不见的手失灵，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理性的手去调整，扶大厦于将倾。但凯恩斯主义也不是包治百病的神丹妙药，如离我们最近的未能及时避免次贷危机等种种不足之处昭示着仅仅依靠政府和市场两个主体，难以解决公共经济的全部问题。奥斯特罗姆针对“公共物品提供的困境”问题，提出了由本地社群自主管理与自主治理的新思路。

无论是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 假设，还是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说，都承认了每个人作为个体的理性和自利倾向。但是，人无时无刻不处于社会之中，当一个个理性人组成了集体，却常常导致“不理性”的结果。从“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囚徒博弈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可见一斑。政府要管的人或事太多，不可能面面俱到、兼顾效率，我们有没有可能以较小的单位实行“自治”，自我治理以避免集体不理性、实现正和呢？正如作者对自己工作的总结，奥斯特罗姆正是很好地研究了“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是如何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仍取得持久的共同受益，以便增加自主组织的初始可能性，增强人们不断进行自主组织的能力，和增强在没有外部协助的情况下自主组织解决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能力”。我更愿意把这种小型的有意识的自我调控视为一种更微观也更灵活的“看得见的手”。（我不禁想叫它“看得见的小手”）这种一个个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自发自治、自我管理的思想也让我想起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励志代表华西村。虽然奥斯特罗姆研究的背景是美国，但这种思想本身是值得借鉴的。同时，作者也不认为这是唯一的途径，选择采取何种管理工具关键是取决于效果、效益和公平。

那么，该如何找到一种更有效的新制度呢？有三座大山横亘在我们面前：新制度的供给问题、可信承诺问题、相互监督问题。

首先，针对新制度供给问题：由于新制度也是集体物品，为了保证自身的利益，人们有搭便车的动机，会削弱组织解决集体困境的动机。解决制度供给困境的机制在于建立信任及建立一种社群观念，使得人们对未来收益有一定的信心和预判。

二是可信承诺的问题。资源占用者会采用权变策略，当背信带来的收益很高的时候，道德承诺岌岌可危。可信承诺需要依靠规则的外部强制才能发挥作用。

三是相互监督的问题。人们并不会监督规则的实行，即使这些规则是他们自己设计的，因为产生的效益是大家共享的，就会存在二阶的搭便车的问题。因此，在分析了大量案例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为了实现有效的管理，有八项原则需要遵守：

（1）清晰界定产权，防止陷入参与者以过度使用公共池塘资源作为支配策略的“一次性博弈”陷阱。

（2）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相一致，即做到因地制宜。

（3）集体选择（即民主）

（4）外部监督，防止消极蔓延。

（5）分级制裁，即分级相互监督。适当的制裁足以提醒违规者遵守规则的重要性，同时也为自己敲响了警钟，避免也置身于类似的局面。

（6）冲突解决机制。通过低成本的地方如公共论坛，解决占用者之间或占用者和官员之间的冲突。在中国，也许是村委会一类的存在。

（7）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占用者设计自己制度的权利不受外部政府威权的挑战，需要外部官员对这些规则合法性给予最低限度的认可。即相对享有自治权。在中国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下也许能够成立。

（8）嵌套式的企业。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公共池塘资源中个人所面临的博弈结构并非是单一的囚犯困境博弈结构,并且所面临的问题也包括占用和提供两个方面的问题。在这些方面,囚犯困境的博弈结构是可能存在的,但并不是唯一的,保证合作的博弈结构是可能实现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认为除了上述的具体制度即规则约束外，是以几点根植于人们内心的观念作为共识为前提的：共同利益、共同目标，互惠原则，自我治理、内部协调。换句话说，需要人们意识到“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愿意避免公地及反公地悲剧，即团结一致向前看，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提到政府或是更小规模的集体进行作为，很容易联想到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罗斯福新政的时候运用凯恩斯主义进行宏观调控也被批评是“背叛”。《助推》的作者，著名行为经济学家塞勒即使获了诺奖，也仍然为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所不齿——他在芝加哥大学的致辞中提到作为“异端”被院长和系主任形容为“混蛋”的事。但离经叛道并不可怕，在经济这回事上，实用性才是第一性。正如邓小平所说：“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